开放大学校门，只是让它回到原有的模样

2024 年11月，我回了大学母校一趟。早就知道入校需要预约，而且只能通过认证后的校友卡在线预约，没有其他预约渠道。提交预约后，很快就通过审核，隔天从东门入校，在马蹄湖附近有一处检查口，需要刷身份证才能进去。

那次回去刚好是秋天，校园的景色非常美，我也拍了很多照片在校友群里分享。故地重游，总是开心的，还在校园文创店买了一堆东西。那次返校，只有一点让我感觉不舒服：每一次入校，都需要刷身份证。

以前从西区公寓去西南村，从经院那里的小门即可快速通过，现在那里已经被高高的围墙堵住，需要绕更远的道才能到。东村、北村、西南村，这些以前都属于校园的地界，现在全都已经被门禁与围墙与校园隔绝，让我倍感陌生。

这么强烈的对比，让我想起我读大学时，校园的开放程度之高，简直有恍如隔世之感。我 2009 年第一次去北大、清华的时候，都是直接进去，随意闲逛。后来，我们系有一位同学还在清华大学租了一间房，在清华的新传院旁听。那时候，和他一起听课的，还有如今的某网红作家、当时的清华新传本科生。

我后来去清华找过这位同学，去了他租住的那间老破小看了看，房子就在万泉河旁边，就是一间用红砖摞起来的一层小房子，除了裸露的红砖，没有任何装饰，床板都是用砖头支撑，幸亏北方气候干燥，这样的房子在南方根本没法住人。我同学隔壁租住的，是一位从哈佛过来的学生。那时候，一个清华之外的年轻人，可以毫无阻碍地在清华租房子、可以去清华的课堂蹭课。

大三的时候，我曾去广州实习，房子租在中山大学的小北门外城中村，每天下班后者是周末的时候，我就穿过小北门到中山大学的食堂吃饭，干净又便宜。那时候把中大南校区逛了个遍，电脑里现在还存了不少当时拍的照片。

工作之后，我曾在单位附近的大学校园里租了一位老师的房子，平时也是在学校食堂吃饭、在操场跑步，夏天还可以去学校的游泳馆游泳，整个校园任何一个门都是敞开的，随时可以出入。

从 COVID-19 开始，这一切都变了，校园开始封闭起来，出入都要刷脸。有的学校客气点，还给校外的人留了一个预约通道，有兴趣的人还能抢一抢预约的名额。有的学校则更绝，除了自己校友，其他人都没有预约的机会。整个大学校园除了面积大一些，在管理上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没有多少差别。仿佛这里面住的不是成年人，而是一群没成年的巨婴。

在社交媒体上，这些年偶尔有人提起开放大学校园的话题，每一个呼吁开放的声音，几乎无一例外都会遭到在校大学生的攻击——没错，就是攻击。我也曾在母校封闭校园的帖子里留过言，当然也未能幸免，遭到了一群目前在那里就读的学生围攻。

至于这群在校大学生反对开放校园的理由，无非就是一堆臆想出来“狼来了”式的问题：偷外卖、女同学被骚扰（在这群男生的语境里，女同学在这里被他们当做了自己的私有财产）、广场舞大妈在校园里跳舞、影响他们学习，等等等等。

一方面，这群大学生不得不承认，我们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度，四处密布的监控摄像头，让违法犯罪无处遁形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这群大学生似乎又认为这是一个治安非常差的地方，一旦开放校园，他们就会像待宰的羔羊一样被社会上的恶势力吞没。

显然，他们这些反对的理由并不成立。第一点，我们曾经经历过几乎完全开放的大学时代（除了小部分特殊院校），开放并没有阻碍大学教育；第二点，全世界的绝大部分大学、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大学，几乎都是开放的；第三点，如今的社会治安，远比十几二十年前要好，开放大学需要的只是大学自身治理水平提升，外部社会环境已经完全匹配开放校园的条件，是大学需要适应社会，而不是社会需要适应大学。

如果剥开这些反对校园开放声音的内核，这些反对的声音，并不是真正怕开放之后盗贼横行，而是他们一开始就把这座校园当做自己的私人领地，他们是这块私人领地里的“天之骄子”，外面的那些“社会人”不配和他们共享这片领地。这种自私的心理，不只是在大学校园，很多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。

除了极少部分名校，一般的大学还真无法吸引多少人去参观的兴趣。那些“担心”开放校园影响他们学习的人，封闭的校园，并不会影响他们把最美好的年华荒废的玩游戏、刷抖音、纵情娱乐上，大学毕业后，仍需要啃老、靠长辈接济度日。所以，千万别把开放校园当做影响学习的借口，一座封闭的大学校园，无法培养出真正与社会接轨的成年人，只会让一群成年人变成巨婴。

当然，大学校园的开放或者封闭，永远都不是大学生或者里面的教师说了算。真正需要担起责任的人，一直都躲在后面安静地观察着风向， COVID-19 来了，他们一拥而上关闭大门，如今狼已经远去，他们还在假装狼还在，至于哪天能够让他们发现狼已经不在，他们还在等通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