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书往事丨在南开的六年

2013年3月，我在南开西区9号楼准备毕业论文，白天读，晚上写。写着写着，忽然觉得，论文算是交给学校的离校作业，除此之外，也该给自己留点东西。

于是，我开始写在南开的六年。第一篇的题目就叫《6年》。从本科到研究生，六年，差不多占了当时人生的四分之一。

那时，我给这段日子做过一个简单的划分：前四年学习知识，后两年开始反思，反思自己的过往，也反思所学所得。如今再看，这个分法未免太整齐，但那几年，我确实开始重新打量许多原本不曾怀疑的事情。

现在，毕业已经十三年。再过几天，就是我到南开十九年的日子。重新翻开这些文字，很多当年说得很肯定的话，已经不愿再说得那么满。倒是一些很小的事情，仍觉得值得记下来。

那就从离家之前写起。

我和弟弟只相差一岁多，从小什么都要争。从能走路起，一直打闹到初中毕业，没少让母亲操心。年轻时想到父母，总觉得自己给他们带来的，除了麻烦，实在数不出几样别的东西。

稍微能让他们宽慰一点的，大概是我还算老实，不在外面惹事。我不去打架，也没人来打我。至于成绩，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值得夸耀。小学到初中前两年，表姐表弟家的墙上贴满了奖状，我家只有零星一两张，显得很冷清。

到了初二，我的成绩忽然有了起色，而且一路往上走。2004年初中毕业，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县里的重点中学。

初中班主任并不觉得我是个特别聪明的学生。后来她跟我说，考得好，是因为学得扎实。老师把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总算给爸妈争了点气。他们辛辛苦苦把我养大，我终于也有一样东西可以拿给他们看。

不过，进了重点高中，原先的好成绩很快就不显眼了。我在年级里排一二百名，重新觉得自己是个普通学生。之后，成绩有了一点起色，但也还是班里排十几名，年级四五十名，依旧不算突出。

爸妈似乎也接受了这样的情况，对我说：“不管好坏，能考上大学就行。”

没想到，我高中三年的路子，竟和初中差不多。到了高三，成绩又慢慢往前走，挤进了班级前列。2007年高考，第一志愿填了南开大学，也如愿被录取。

通知书是通过EMS寄来的。纸袋大概是学校定制的，上面印着南门的照片，我高中时在一本杂志上见过。

快递员送到家里，母亲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红包，想给人家讨个喜庆。没想到快递员很有原则，怎么也不肯收。母亲没有办法，只好作罢。

这么多年过去，再读到这里，我仍觉得这件小事值得记下来。母亲连红包都提前备好了，收到通知书的那一刻，她一定已经盼了很久。

快递袋里除了录取通知书，还有学校致学生和家长的信，以及一张印着我名字拼音的学子卡。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张银行卡，后来被我不小心折弯了。到选在，纸袋和卡都还留着。

那时，我把考上大学看作送给父母的一份礼物。总觉得这些年都是自己向他们索取，能拿出手的回报，也只有读书争气这一件事。如今再想起他们那句“能考上大学就行”，才更能体会其中的宽厚。对他们来说，孩子往后的日子能好过一点，大概就足够高兴了。

老家不少人听说我考上南开，开口第一句话就是：“Z就是南开的。”

后来我不大赞成学校总拿Z做宣传，但也得承认，这位著名校友的广告效果，确实省了许多介绍的工夫。读书以后，我更在意张伯苓校长，以及私立南开那段历史中的光荣与梦想。那时说起母校，总忍不住替它的声名和际遇抱几句不平。

不过，十九岁那年，这些都还在后头。我首先要弄明白的，是怎样从长沙去天津。

2007年夏天，我和父亲拿着录取通知书去火车站，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张火车票，也是第一张半价票。买票的时候，我作了一个决定：不让父亲送，自己去。

此前，我没坐过火车，也没出过湖南。第一次独自出远门，就要去千里之外的天津。

去天津的T254次列车，凌晨一点多经过长沙，晚上八点多到达。此后五六年，我常坐这对往返广州和天津的列车。可第一次上车，什么都不熟悉，连到了天津以后怎么去学校，心里也没有底。

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常德姑娘，在天津科技大学读书。我想向她打听下车后怎么去南开，她也不知道。

不知道坐了多久，另外几位姑娘的说话声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听口音，像是我们邻县的人。她们三个坐在一排，对面一个年轻小伙子在变魔术。手法实在算不上高明，却把她们逗得乐不可支，整节车厢都能听见她们的笑声。

后来，我看见了那张眼熟的录取通知书，才知道她们也是去南开报到的新生。

我立刻过去打招呼，心里一下踏实了许多。一个人出门，最先遇到几个能说上话、又能一起走的人，已经是很大的运气。就是在这趟火车上，我认识了后来南开六年里最要好的三位老乡。

第一次坐火车，我看什么都新鲜。列车穿过隧道，驶过平原，窗外的景色一点点变得陌生。

印象最深的，是在河南过黄河。

那天见到的黄河，比我想象中宽，也比想象中浅。平坦的水面间露着沙洲，看不出多少声势。我从小看惯了湘江和浏阳河，觉得那样的河水才有“水何澹澹”的气象。眼前这条黄河，和课本、诗歌里反复读到的母亲河，实在对不上。

后来读到《车过黄河》，倒很合我当时的心情。列车经过黄河，别人都在眺望，诗中的人却在厕所里小便，末尾写道：我等了一天一夜／只一泡尿功夫／黄河已经流远。那时我喜欢这样的诗，也喜欢它不肯郑重其事的口气。刚离开家乡，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。

我已经记不清，那趟火车到底有没有晚点。只记得到了月牙河车站，南开的校车在那里接新生，还有学长专程来接我在车上认识的老乡，我便跟着她们一起走。

校车先到了八里台本部，之后又辗转去迎水道校区。一路都有师兄带着，找路的担心也就放下了。

到了校区4号楼，师兄帮忙找到宿舍。门关着，里面的人已经睡了。敲了好一阵，他们大概把我当成了来推销东西的学长，迟迟没开门。

进屋才发现，其他人都到了，只剩下一张空床。

那时已经夜深，我累得不成样子，床单也没铺好，就在床垫上和衣倒下，很快睡着了。

那是2007年9月18日的深夜。

我到了南开。

小时候的夏天，我喜欢躺在竹铺上乘凉。

头顶是满天的星星，眼前偶尔飞过几只萤火虫。伯伯坐在旁边，摇着扇子，给我讲故事。那些故事，他翻来覆去讲过很多遍，我却总能听得像头一回。

小孩子没见过多少世面，一点新鲜的情节，就足够惦记很久。

有时飞机从头顶掠过，航行灯一闪一闪，我便顺着那点光，想象远处的城市。那时候，除了长沙，我最容易想到的大城市就是武汉。我没有去过，甚至说不清它究竟是什么样子，可越是说不清，越想去看看。

后来读《宽容》，开头那则关于山谷和外面世界的寓言，让我一下想起小时候的自己。人可以很依恋熟悉的生活，同时又对远处念念不忘。这两种心情，我都有。

所以报大学时，我特意选了一所离家很远的学校。等真到了天津，才发现，想去远方和愿意离开家，还不是完全相同的心情。

我向来不太擅长应付变化。换一个地方，重新认路，重新认识人，总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安顿下来。刚到天津时，最难受的是忽然意识到：家已经很远了，想回去，也不能马上回去。

不过，人既然已经来了，日子总要一天天过。最先需要熟悉的，就是同屋的五个人。

给我开门的是ZX。他也是那个把我当成推销学长、迟迟不肯开门的人。我们初次见面，就有了这么一点交情，后来恰好又睡了上下铺。

靠窗的四张床已经被人占了。ZX相信睡下铺方便，选了靠门的那张。事实证明，确实方便，尤其方便别人坐。此后一年多，他的床成了宿舍的公共座椅，整洁程度自然很难保证。

我睡在他上面。在校区住的那段日子里，我们还曾挤过一次同一张床。宿舍里的熟络，有时就是这么不讲究。

ZX是山东人，对电脑有极大的热情。谁的电脑出了毛病，往往先找他，时间长了，连其他学院也有人慕名而来。在我们眼里，他俨然是学院里最靠得住的电脑维修人员。

他讲过自己的复读经历。第一年高考不理想，第二年重新来过，网瘾却没有跟着消失，偶尔还会翻墙去网吧。他父亲也很有本事，总能发现蛛丝马迹，及时把人管住。

复读一年，他从原先的三本成绩考到了985南开。我们听他讲这些事，觉得颇有戏剧性。只是今天再想，那一年的辛苦，大概远比宿舍里几句笑谈要长。

JH是山西人，睡在屋子左边的上铺。刚入学时，他还很胖，第一次开全院大会，我就坐在他旁边。到了研究生毕业时，他已经瘦了不少。

从本科到研究生，我和他一直住同一间宿舍。六人间、四人间，读研后又住过校外的六人间，最后搬进双人间，房间换了几次，室友始终是他。

他有围棋业余六段的水平。我对围棋知道得不多，只觉得很厉害。中文系有位爱写诗的同学，偶尔会来找他下棋，JH让了几颗子，对方还是下得直摇头。

不过，刚认识时，他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本领，是能在自己的闹铃声里继续睡觉。

那时智能手机还没有成为日常用品，他用的一部三星滑盖手机，在我们眼里已经算高档。手机设了一首韩国歌作闹铃，叫《我痛苦的爱》，曲调很哀怨，每天早上准时响起。

它叫不醒JH，却足够叫醒其他人。

我们刚离开家，正在最想家的时候。清晨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学校的宿舍里，本来就有点难受，再配上那首歌，滋味更不好说。

可大家才认识，谁也不好意思开口，提醒他把闹铃换掉或者关掉。

现在再看，这点小心翼翼倒很可爱。后来熟悉到什么话都能说的人，最初也会为一首闹铃犯难。

WM也是山东人，声音浑厚，若是认真练练，唱美声大概也有些条件。他说自己原本想考北大，高考没有发挥好，才来了南开。后来他转去了商学院。

他确实聪明，而且有才气，会写诗，也写得一手好散文。我刚看见他的文章时，很受打击，没想到同样是刚进大学，人与人之间已经有这么大的差距。

到了期末，这种差距还会再提醒我一次。

我们通常要提前一个星期埋头复习，他常常到了考试前一天晚上，才拿着教材翻一翻，最后考得还不错。对于一向靠扎实用功的人来说，这种室友的存在，多少有点不讲道理。

LQ是湖北人，读书认真，性子也直。他乐于帮人，脾气好，宿舍里的玩笑便常常落到他头上，尤其是睡在他下铺的WM，没少逗他。

有时ZX故意把他关在门外，他也不发作，转身就去隔壁广电宿舍，坐在一位同学的床边聊足球。

他的口音里，l和n分得不太清。大家总拿“辽宁男篮流年不利”让他念，听完再笑一阵。

年轻时写这些事，只觉得好玩。如今回头看，有些玩笑确实是仗着他好脾气。一个人不计较，未必是他不明白，可能只是愿意让着大家。

我一直喜欢和LQ相处。后来他转去经济学院，我们只做了一年的同专业同学，但仍常一起吃饭聊天。2013年写这些往事时，他经历了一次考研失利，已经去了广州工作。

这些记在旧文里的去向，都是当时的人生进度。留在宿舍记忆中的他，还是那个被关在门外，也能另找地方聊一会儿足球的人。

YY是河南人，比我们显得成熟。JH说，开学时母亲送他到宿舍，和YY聊了几句，便忍不住提醒他：“你看人家，懂得这么多。”

YY确实能聊。无论什么话题，政治、学术、社会上的新鲜事，他都能接上几句。至于消息从哪里来，是否完全准确，就另当别论了。

他也爱读书。本科四年，我和他聊得最多的就是书，也从他那里看过不少好东西。

到了大三，我们几个男生渐渐学会了逃课，有时课堂上只剩他一个，于是大家叫他“YY代表”。这个称呼说起来轻巧，其实多少有点占了人家认真上课的便宜。

六个人，就这样从天南海北住到了一起。

最初那个学期，我们都还保留着高中生的习惯。早早起床，按时去食堂吃早饭，教室没开门，就在外面等。课课都到，听不懂也努力听。

刚上大学，很多事情都新鲜，也还愿意老老实实花时间去学。

至于想家，并没有哪一天忽然好了。后来的日子，醒来仍在天津，眼前那间屋子已经慢慢熟悉了。

大学里有一门课，我只考了六十五分。

那是古代文学作品选，四个学分。大一时，我还带着高中生的习惯，很在意成绩，总觉得这一门考砸，相当于吃了双份的亏。

偏偏多年以后，其他成绩渐渐不再提起，这六十五分却随着任课老师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我本科读的是系有两个专业，经常混在一起上课，所学有不少重合，我们系又和中文系的距离很近，大一有不少一起上的公共课，我们因此上了古代文学、现代文学、中国思想文化史、文艺美学等课程。

教古代文学作品选的，是赵老师。

他那时已经快到退休的年纪。第一次上课，自我介绍时，还讲了自己名字的由来，说在家中排行老四。我从这点小事里，觉得他身上有种旧式读书人的趣味。

开学没多久，老师布置了一份作业：给每人发一篇没有标点的古文，都是从古籍上直接复印下来的，要求转成简体字，再加上标点。

每个人拿到的文章还不一样，想抄都没地方抄，只能老老实实查字典。

以我当时的功底，面对那样一页古文，和不识字也差不了多少。看不懂的字一大片，有的结构太复杂，连从哪个部首查起都拿不准。折腾很久，才算把作业做完，质量自然很难让人满意。

宿舍里认字最多的，竟然是ZX。

他玩过不少日本游戏，接触过许多汉字，碰到一些我们不认识的字，反而能说出个大概。那次做作业，让我对他的游戏经历多了几分敬意。

赵老师并不板着脸上课，很喜欢逗学生。

有一次讲《史记》，碰到“野合”二字，他故意让同学起来解释。

先叫到WM。WM大概知道老师在等什么，支支吾吾半天，不肯痛快作答。老师还不放过这个话题，又叫起坐在旁边的YX。

YX具体怎么说的，我原先已经忘了。后来经另一位同学提醒，他当时用天津话，说了句“好像来路不正”。

整个阶梯教室一下笑开了。

隔了这么多年，我未必还能复述那堂课的全部内容，却记得老师怎样等一个学生接话，也记得一句天津话引起的笑声。古文在那样的课堂上，并不显得遥远。

那几年，《百家讲坛》很红，电视上的学者也常受到批评，主要是说他们讲得不够严谨，有时为了好听，把复杂的事情讲得过于简单。

赵老师对此倒宽厚。他觉得，这些节目至少让一部分原本不接触传统文化的人，愿意听一听、看一看。

他的课要求认真，却也容得下不同的讲法。年少时，我只觉得老师有意思；现在回想，这种分寸也值得学。

2007年末，校园里发生过一场不小的事件。一辆汽车与学生的自行车发生剐蹭，双方起了争执，围观的学生越来越多，最后还发生了砸车的事。

我在当年的文章里记下，事后一些老师在课堂上表达了对学生的支持，赵老师也在其中。老师愿意在课堂上谈眼前发生的事情，愿意回应学生的情绪，确实让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到了大一暑假军训，每个学院要想一句走方阵时喊的口号。那时我很不喜欢军训，觉得单调又磨人，对各种整齐划一的口号也没有兴趣。

偏偏我们学院院那句，我一直记得：武以全国，文以治邦，德侔天地，国士无双。

后来辅导员说，这是赵老师帮忙拟的。

古代文学作品选分两个学期上。第一学期由赵老师主讲，第二学期换了另一位老师，继续往后讲到明清文学。

第二学期，我考得比六十五分高了许多。可如果让我再选一次，仍会想去听赵老师的课。

年轻时，成绩给人的高兴和难堪都来得很快。过了许多年，再去想一门课，留下的却常常是别的东西，例如断不出句读的古文，一个无师自通的室友，还有老师逗学生的场景。

那一年，我们还会提早赶去教室，也会在计算机课上看同学联机打CS。认真与散漫，求知与贪玩，都挤在同一段日子里。

六十五分也在其中。它让我难受过一阵，却没有妨碍我喜欢那位老师。

我真正开始读书，是进大学以后。

这话说得不算谦虚。高中也读过一些小说，但零零散散，还谈不上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更没有形成稳定的阅读习惯。

那时学校图书馆不能让学生自己进去挑书，要先填好单子，再由学习委员代借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一套文学名著，一共二十四本，两百多块钱，一位同学买了，我便借来一本本看。

高中在学校寄宿，有时周末不回家，晚上宿舍熄灯了，还拿着书去洗手间接着读。

这样的劲头有过，但可读的书毕竟有限。真正到了大学，看过WM写的文章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有人在高中时就已经读了那么多，也已经能把文字写得那么好。

刚开始，我感到的甚至是一种自卑。同样是刚入学，为什么别人已经走了这么远？

大学开课以后，几乎每个老师都会推荐书。

被提到次数最多的是《万历十五年》，仿佛走进哪一间教室，都有可能再听见这个书名。我后来读了一遍，却没有留下多少清楚的印象。那时有些书确实只是读过，还来不及读懂。

不同老师的书单，也有不同的面貌。

吴老师推荐《通三统》《民主四讲》一类的书；何老师提到《精神分析引论》《释梦》《第三次浪潮》，带着鲜明的八十年代思想热潮的气息；周老师讲美学和文化批评，书单里便有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》《消费社会》《娱乐至死》。

对一个刚进大学、阅读底子又很薄的人来说，这些书名已经足够让人兴奋。当然，兴奋归兴奋，不是每一本都能读进去。有的翻了几页便觉得吃力，有的勉强读完，过些时候也说不出多少心得。但书单在那里，总让人觉得下一步有地方可去。

后来，熊老师跟我说，如果让他给新生开一门课，他愿意专门讲读书。我想，当时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位老师，告诉我们一本书可以怎样进入，读不懂时怎么办，读过以后又可以接着读什么。

迎水道校区的图书馆并不大，专业书也不算多，以文学书籍为主。可对那时的我来说，已经很够用了。

我喜欢在藏书室慢慢转，从中国文学转到英美文学，把一本书抽出来翻几页，再放回去。有时只是随便看看，有时挑两本带走。许多厚厚的文学名著，就是在那段日子里读完的。

我的速度很慢，一两个星期也未必能读完一本。好在当时并不急着向谁交代，一本书只要还有兴趣，就接着往下读。

再后来读前辈作家的回忆，才知道有人曾为找到一本书，费过我们很难想象的周折。

阎连科在《我与父辈》里写过年轻时寻找《红楼梦》的经历。听说有这样一本书，便到处打听，终于借到时，兴奋得手足无措。那种想读却不容易读到的饥渴，我很难完全体会。

除了借书，校区的阅览室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。

那里有几十种报纸、上百种杂志，我每星期总要去几次。夏天傍晚，吃完饭，洗完澡，拎着一个小水杯上四楼，挑一份报纸慢慢翻，是很舒服的一件事。

我当时看得最多的，居然是《环球时报》。

吴老师推荐的那些书，我也大多读过。书单上的立场各不相同，我未必能分辨得很清楚，但至少愿意先读，再慢慢形成自己的看法。

大一还有一件谈不上光彩的事，是买盗版书。

手里的钱不多，买书首先看价钱，印刷和装订倒不怎么讲究。《宽容》《全球通史》，以及一些历史著作，都是那时从书摊上买的。

校区食堂前经常有人开车来摆摊；本部西南村也有几个摊位，卖的多是当时的畅销书。二主楼后面、三食堂附近，有时也能碰到。

后来西南村重修，那些书摊消失了，校园里其他地方也渐渐见不到了。这些都是2013年以前的变化。

与此同时，一些卖正版书的书店也陆续关门。

2008年，书香缘停业。我记得它主要卖商务印书馆的书，一直不打折。接手店面的另一家书店，后来也没能留下来。

西门的儒林书苑也关了。我大一时在那里买过书，教材教辅之外，也能找到一些学术著作。此后开出的尔雅书店，同样没能维持太久。倒是后来开的荒岛书店一直都在，我毕业后每次回学校也都会去看看。

2013年春节，叔叔问我，该不该给正在读初中的女儿买一台电脑。

堂妹当然想要，叔叔又怕耽误学习，拿不定主意，便来征求我这个“过来人”的意见。

我替他想了个办法：先答应，但暂时不买，等上高中再说。到时候住校，能碰电脑的时间也就少了。

现在再看，当时的我还真有点主意，而且出的都是容易招小孩恨的主意。

那几年回家，我已经开始像其他大人一样，见到小侄子、小侄女，一时想不出说什么，便问：“今年考得怎么样啊？”

小时候最不愿意听的话，长大以后竟能这么顺口地说出来。

不过，当时劝叔叔缓一缓，确实有我自己的经验在里面。

2007年刚入学时，迎水道校区的宿舍还没有接通网络，学校原则上也不允许学生自己带电脑。除了计算机课，想上网，主要得去网吧。

离宿舍最近的是迎水道旁边的三龙，去的学生最多。艳阳路上也有一家，离儒西公寓近些，学生相对少一点。

我一直不太喜欢网吧的环境。走进去，便有一股混杂的气味，座位拥挤，声音也杂。可那里能上网，很多事就只能在那里做。

写作业、选课、看比赛、看电影，都去网吧。一个学期下来，花在那里的时间也不算少。

2008年NBA总决赛，湖人对凯尔特人，我还是湖人队和科比的球迷。

那时大一快结束了，我们已经没有刚入学时那么循规蹈矩。比赛时间和上课冲突，也会逃几节课去看。

我和LQ坐在同一排，对面恰好是一群凯尔特人的球迷。场上的球员隔着大洋交手，网吧里的两拨人也跟着较劲。一边叫好，另一边叹气，热闹得很。

那年凯尔特人以四比二赢下总决赛，皮尔斯拿了总决赛MVP。

到了2010年，两队再次在总决赛碰面，我已经转而支持凯尔特人，结果这一次湖人赢了。

没网也不会整天无聊。

迎水道校区有一座小礼堂，每逢周五、周六晚上放电影，一晚两场。那时候每次两块钱，可以连着看完。

礼堂能坐几百人，周末总有不少学生过去。灯一关，大家便一起看。声画条件自然比不上正规的电影院，但比坐在电脑前看，还是舒服得多。

我们对设备也没有那么挑剔。两块钱，找个座位，便能消磨一个晚上。

《投名状》《集结号》，都是在那里看的。还有姜文的《太阳照常升起》，当时没有看懂，后来连故事也记不清了，只记得画面很美。

印象最深的，是李安的《断背山》。

开演前，我并不知道这是一部同性题材的电影，看到某些镜头，整个人都有点发懵。后来又看了韩国版《老男孩》，同样受到很大的冲击。

一部电影摧毁了我的世界观，另一部又把它重建了。

2015年1月，我给阳哥买了两本书。

一本《十一种孤独》，一本《小于一》，都是他当时想读的。我没有读过，知道他喜欢，便下单送给他，算作生日礼物。

这份礼物迟到了几年。

阳哥是高我一级的师兄。后来备考研究生时，借住过我们的宿舍，大家一起过了一年，熟悉起来，也就不大在意那一级之差了。

那年刚读研，我们的住宿条件忽然比本科时差了不少。

学校在外面租了儒西公寓作研究生宿舍，离校本部远，挨着马路，一个房间住六个人。近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坐在宿舍里，甚至能蹭到马路对面的Wi-Fi。

住得不算舒服，好在人多，热闹，而且大家都喜欢读书。

几个人各自有兴趣，碰在一起，话题便多了。

阳哥读诗，也写诗。另一位室友小龙，本科读的是工科，却和他很谈得来。两人喜欢诗歌，也对一些后现代文学感兴趣。这些原本都是我很少接触的东西，和他们住久了，也跟着知道一些。

同屋的人读什么，有时比老师列的书单更容易影响自己。一本书看见他翻了几天，听他谈过几句，便会想借来看看。

后来有人过生日，大家商量送什么礼物，最后想出一个很合适的办法：让寿星自己挑五本书，另外五个人，每人负责买一本。

这个惯例就这样定了下来。

我的生日在春节后不久。那回收到的五本书，写这篇文章时，已经记不全了。只记得其中一本是《八〇年代：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》，还有一本《百年孤独》。

《百年孤独》我此前已经读过，原想留一本收藏，后来又送给了人大的一位同学。

这位同学读得很认真，为了记住那些名字相近的人物，边看边做笔记，把人物关系和故事脉络一条条理清楚。

我给别人推荐过不少书，对这位同学的读法印象尤其深。自己觉得好的书，到了另一个人手里，仍被这样认真对待，总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。

那时，宿舍里最舍得在读书上花工夫的，要数小龙。

他本科学的是热力工程，毕业以后去了发电厂。工作了一段时间，觉得不满意，决定辞职考研。

他要考的，竟是中文系。

我听说时，很佩服，也很清楚自己未必做得出同样的选择。从热力工程转去读法国文学，这中间隔着多少东西，单想一想就觉得不容易。

第一年，他没有考上。

第二年，他搬到天津，在南开西边的居民区，和几位同样准备考研的人合租。住了一年，最后如愿考进南开中文系。

刚搬进宿舍时，他带来一大箱书，立刻成了我们中间藏书最多的人。

那箱书跟着他从大连到湖北，又从湖北回大连，最后搬到天津。

小龙尤其喜欢诗。

除了买书，他还会在网上找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外国诗人的作品。许多作品没有现成的中文诗集，便由诗歌爱好者翻译，放在豆瓣或新浪博客上，彼此交流。

搜集得多了，他想自己编一本集子。

排版就用Word，自己摸索着做，再找艺术设计专业的同学帮忙设计封面。最后，他和另一位同学做出了两本，打印、装订，拿到手里，已经很像正式出版物。

宿舍几个人各掏了一点钱，买了几本，算是给他们的支持。我后来开玩笑，说这大概是自己最早参与的一次众筹。

阳哥和小龙有些相像。

2015年写他们时，我反复用了“纯粹”这个词，尤其是形容阳哥。那时觉得，一个人愿意一直写小说、写诗，又不急着从中得到什么，就是很难得的。

阳哥的诗，最初有些刻意伤感，后来慢慢写得更有味道。我能从他的文字里看见变化，也能看见他一直在花时间做这件事。

他考研的路，同样绕过弯。

2010年考研没有成功，本科毕业以后先工作了一年。到2011年，他又辞职准备考试。

如果留在熟悉的学校，选择自己更容易把握的方向，也许能省些力气。但他喜欢电影，坚持报北师大的电影学。

我们在宿舍腾出一个床位，让他住下来。他和另一位室友一起复习，第一年，两个人都没考上。

第二年，阳哥考了所报专业的第一名，终于如愿。

从2011年秋天到2012年夏天，我们在儒西公寓住了一年，后来搬回校本部，住上了双人间。

住宿条件好了，那种六个人挤在一起，随时能接上几句话的日子，也就过去了。

给阳哥的生日书，我一直欠着。到了2015年，买下《十一种孤独》和《小于一》，才算把这件小事补上。

2013年准备毕业时，我急着写这些往事。JH是最热心的读者，我刚写完一篇，他就催下一篇。有时初稿还没来得及改，他已经先看了一遍。我那时还想，若能一直写下去，说不定可以印成一本小册子。

写完6篇之后，这个系列就束之高阁，很多想要回忆的往事，到现在也已经忘了细节。

原作于2013年3月、2015年1月

修订于2026年9月